《關于進一步提高煙草稅和煙草價格的建議》，戴秀英在提案中寫道，提高煙草稅與煙草制品價格是最有效的控煙措施，中國的卷煙價格仍然偏低。為了實現“2030健康中國戰略”提出的將吸煙率由當前的27.7%降至20%的目標，中國迫切需要進一步大幅提高煙草稅收與價格，降低卷煙支付能力，遏制煙草消費上升趨勢。
事實上，煙草“提稅提價”是世界各國采用最多的一種手段。自2012年以來，全球有超過100個國家都提高了煙草消費稅，卷煙絕對價格也相應提高。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2016年中國的煙草稅率為51%，在全部的188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02位。
行為稅是國家為了對某些特定行為進行限制或開辟某些財源而課征的一類稅收（如煙草稅等）。征收特種消費行為稅真的有效嗎？有不少專家也對這一措施的有效性提出質疑：“國家執著征稅，但對公眾健康的改善效果卻微乎其微。課重稅不能代替消費者的主觀意愿，如果消費者本身沒有下決心要戒煙戒酒，光靠提高稅收是很難遏制消費需求的。問題的關鍵在于強化公民健康理念。消費者對過量吸煙飲酒的危害的認識越充分，就越有助于健康消費”。
這一分析不是沒有依據的。事實上，以法國為例，一包香煙的平均價從1990年的2.70歐漲到了2016年的6.6歐，而低收入人群的煙民比例卻有增無減。調查顯示，2010年至2016年期間，無任何文憑人群的煙民比例從34%增長到了38.9%，相反，擁有高中學歷及以上人群的煙民比例則從23%下降到了21.1%。
盡管中國沒有“特種消費行為稅”這樣的說法，但是一直有“提稅控煙”這樣的聲音出現，“提稅控價”這一調控策略早已實施過。
2009年、2015年，我國煙草兩次大幅提高稅收，卷煙價格隨之上漲。然而價格杠桿似乎并未對煙草消費產生實質性影響。2001年到2016年，我國成為卷煙支付能力增速最快的國家。在一些專家看來，煙草價格的上漲，遠遠趕不上“煙民”卷煙支付能力上漲。由此帶來煙草消費擴張，使我國控煙形勢更加嚴峻。許多控煙人士呼吁，應該科學提高煙草稅收,持續提高我國卷煙價格。（《工人日報》）
但是煙民真的因為價格上漲而選擇戒煙嗎？顯然，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
無論是加稅還是漲價，都是希望借助價格杠桿來抑制消費。但是價格杠桿要想成立，首先需要對價格相對敏感，其次是缺乏可替代品。對煙民而言，吸煙是嗜好性需求，兼具心理和生理上的雙重需求，即使是漲價之后也可以選擇價位稍低一點的煙。
提價控煙這種觀點似乎很有道理，但只是理論上的假說，或者說只是一種良好的愿望。短期看，卷煙漲價影響到了消費者選擇，影響到了卷煙銷量，時間一長，這種影響幾乎看不到任何蹤跡。
存在即合理，吸煙這一行為是人類社會進程中形成的一種文化傳統，是吸煙者選擇的一種生活習慣。吸煙是煙民群體的偏好表達，當其行使吸煙權力時如果不對他人的健康造成危害時，它是人們的一種正當權利。現階段，吸煙作為我國的一種社交文化是被傳統的倫理道德所允許的。卷煙已經成為中國人社交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吸煙者權力等級及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私人場所的吸煙沒有危及公共利益，所以，吸煙者的吸煙自主權是正當的。
通過提高煙稅加重吸煙成本迫使部分煙民主動放棄吸煙，可能會有一定效果，但不一定就能達到期望中的控煙目標，它有不少局限：比如提稅并不能直接起到控煙效果，反而有加重煙民家庭經濟負擔之虞；另外，這可以說是一種“懶政”，是不是只要靠提稅能抑制的行為以后就都直接用提稅呢？這樣很容易助長滋生控煙認識誤區，使人認為唯有提稅才是控煙有效之策，抑制其他控煙措施的出臺。
其實，說到底， 控煙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提稅只是其中一種手段。要想使控煙取得實質成效，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以稅控煙上，更不能形成對提稅的“依賴癥”。
中國的吸煙人群達到3億，不僅僅意味著一個極其龐大的數據，也蘊含著復雜的人群結構和心態。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抽的不是煙，而是焦慮。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是應該彼此接納，相融共生的。
在控煙的問題上，社會應該提倡的是文明吸煙、理性控煙、謹慎選擇、倡導戒煙。要提倡在公共場合、在老少婦孺多的地方不吸煙，控煙時照顧到各個群體的需求，提醒吸煙者選擇焦油含量更低的產品，同時提醒大家提早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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