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消費者， 你認為提高煙草的價格以及稅收，是減少煙民數量、降低煙草消費的最有效的手段嗎？之所以討論這個問題，是因為《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草案）》于2018年10月22日二度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對比一審稿，二審稿明確規定，國家采取宣傳教育、價格稅法等措施，提高控制吸煙成效，強化控制公共場所控制吸煙監督執法。這也是衛生與健康領域第一部基礎性、綜合性的法律。
早在草案提交審議之前，就有控煙專家建議，應借助《消費稅法》立法的契機，在法律中明確將煙草稅納入指數化管理，使消費者對卷煙的支付能力持平或者下降，以達到降低吸煙率的目的。其實，“提稅控價”這一調控策略早已實施過。
政策回顧:2009年、2015年，我國煙草兩次大幅提高稅收，卷煙價格隨之上漲。然而價格杠桿似乎并未對煙草消費產生實質性影響。2001年到2016年，我國成為卷煙支付能力增速最快的國家。在一些專家看來，煙草價格的上漲，遠遠趕不上“煙民”卷煙支付能力上漲。由此帶來煙草消費擴張，使我國控煙形勢更加嚴峻。許多控煙人士呼吁，應該科學提高煙草稅收,持續提高我國卷煙價格。（《工人日報》）
無論是加稅還是漲價，都是希望借助價格杠桿來抑制消費。但是價格杠桿要想成立，首先需要對價格相對敏感，其次是缺乏可替代品。對煙民而言，吸煙是嗜好性需求，兼具心理和生理上的雙重需求，即使是漲價之后也可以選擇價位稍低一點的煙。
提價控煙這種觀點似乎很有道理，但只是理論上的假說，或者說只是一種良好的愿望。短期看，卷煙漲價影響到了消費者選擇，影響到了卷煙銷量，時間一長，這種影響幾乎看不到任何蹤跡，究其原因，在于卷煙漲價不是控煙的基礎性條件。在筆者看來，控煙的深層次因素應該是去探討煙民們為什么要吸煙？
中國的吸煙人群達到3億，不僅僅意味著一個極其龐大的數據，也蘊含著復雜的人群結構和心態。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抽的不是煙，而是焦慮。讓我們來看一項針對煙民的調查：
一、地域：67%的吸煙人口在農村
據中國煙草總公司在前幾年做過的一個調查顯示，農村吸煙人數兩倍于城市。城市吸煙人口約1億人，占吸煙人口總數的32.76%；農村吸煙人口超過2億，占總數的67.24%。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農村的吸煙率都顯著高于城市的吸煙率。
二、收入：高收入與低收入最多
據廣州市控制吸煙協會對外公布的另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小學或初中文化的現吸煙率是19.49%，高中、中專的吸煙率為18.5%，大專以上的吸煙率為14%；15歲以上的男性吸煙率：文盲為67.83%，小學文化程度的為66.47%，中學文化程度的為53.75%，大學文化程度的為44.47%；女性吸煙率也以文盲半文盲中老年者為最，知識女性吸煙率較低，而低收入者即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500元的吸煙率為26.8%，高收入者即人均收入高于5000元的現吸煙率也高達22.7%。
調查同時還顯示，男性、40～49歲者、無業人員、農民、工人，文化程度低(小學或初中文化)，離異，分居，低收入人群的現吸煙率較高。
三、越是焦慮越要吸煙
事實上吸煙不僅是因為貧窮，也因為焦慮和壓力，高收入者的現吸煙率也高達22.7%。同文化低一樣，窮只是一個表象，更深層次的原因是調查沒有顯示出來的就業壓力，生活壓力，以及公平感的缺失。
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抽的不是煙，而是焦慮。各國經驗都表明，煙民的多少實際上就是國民的幸福指數。
煙草自明朝傳入我國以來，至今也已經有四五百年的歷史了。而中國加入《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時間是2003年11月10日，也就是說中國的控煙時間只有15年左右。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不可能完全控制甚至禁絕長期形成的吸煙習慣，這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客觀事實。
我國有三億多煙民是事實，這些煙民在短時間內戒不了煙也是事實，那么，在客觀現實面前，控煙要怎么控才是積極的，合理的，文明的？
所謂“急功近利”，“欲速則不達”，在赤裸裸的現實面前，想要切實有效的推進控煙進程，道德感化和法律約束只是輔助手段，疏堵接合才是王道。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合理設置吸煙區，如在學校、文物保護單位、醫療衛生機構等場所全面禁煙，而在機場、公園等人員密集場所可設置吸煙區等，疏堵結合監管有效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科學合理劃定吸煙區域，標注明示吸煙區域和范圍，積極倡導煙民使用便攜式煙具等都是杜絕不文明吸煙，積極有效推進控煙進程的文明手段與措施，“罰”與“堵”甚至是道德打壓基本都算得上是懶政。
如果控煙只是過度限制煙民的消費行為，不給煙民提供任何消費的場所和機會，那么“物極必反”，只會帶來更多的不規范、不文明消費行為的發生。中國有3.5億煙民，素質參差不齊。既然做不到讓煙民全部戒煙，不如從吸煙場所、吸煙方式上引導煙民“吸煙不擾民，煙蒂不落地，煙氣不污染”，這就是文明的巨大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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